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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房改27年人均住房面积增6倍 ■日历标签 1992年6月1日，武汉房改方案出台，住房供给体制开始发生转变。从团结户、筒子楼、棚户区，再到廉租房、经适房、商品房，制度变革带来产权意识的萌生，从此住房开始市场化，以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居住需求。 1992年房改之前，武汉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约5平方米，2019年则为36平方米。房改27年，这一数字增加了6倍多。 看似简单的数字，却从侧面折射数次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成果。1992年，武汉房改正式拉开帷幕，对现有公房、新增住房进行改革，并实行住房保障和综合配套。
从老武汉人熟悉的筒子楼、团结户、棚户区到如今环境优美的居住小区，城市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乐居之所。 
图为武汉临空港经济开发区过去的模样
图为如今的临空港高楼林立 福利分房烙下时代印记 不论是团结户、筒子楼，还是依厂而建的棚户区，都留下了福利房的烙印。 晨光板箱厂当时是武汉市民政局的下属企业，主要生产各种纸质、木质包装箱。职工的住房问题，除部分人有私房外，全靠单位分房。 原晨光板箱厂厂长韩美华介绍，上世纪70年代，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工厂发展到100多名职工，住房形势非常严峻。厂里四处想办法，建起一栋两层楼的职工宿舍，二十几套住房，大多数分给了残疾或特困职工。 但这还是解决不了住房短缺的根本问题。“住房最紧张的家庭，一家四五口蜗居在仅9平方米的一间房里。”到上世纪80年代，职工达到300多人，住房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为了缓解职工住房难题，工厂一下子拿出十几年的“积蓄”，1984年又兴建了一栋三层楼的职工宿舍，但也还是只解决了十几户职工的住房困难。 见证了武汉房改全过程的原武汉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余杏芳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的36年，武汉市通过国家、地方财政和企事业单位共同投入资金20余亿元，新建住房2000余万平方米。但是住房发展始终赶不上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赶不上新时期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到1978年，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下降到3.43平方米。住房拥挤户、缺房户占城镇总户数的40％以上。住房紧张成为城镇居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合作建房模式引领全国 住房难题，困扰着社会各界。但仅靠政府、企业有限的资金，想彻底解决住房问题很难。 1984年7月23日，何功健等6人向主管部门递交了一份报告，要创办一家房地产公司，获得批复，武汉扬子房产实业公司由此成立。 时任扬子房产实业公司经理何功健介绍，在政府的支持下，扬子公司利用划拨的土地，根据“个人集资，合作建房，民主管理，自有自住”的原则，全国第一家住宅合作社——常码头住宅合作社在武汉诞生，一举解决了1700户“分房无份、买房无门、建房无法”的中低收入住房困难户的住房问题。社员个人承担的房价，仅相当于当时商品房价格的三分之一。 余杏芳介绍，常码头住宅合作社试办成功后，立即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这一经验随后开始向全国推广。 “试点以后的20多年里，武汉共有两百多个单位组织职工集资、合作建房。”余杏芳介绍，三万多户职工家庭通过此途径解决了住房问题，吸纳以个人为主的建房资金16亿元，合作建房两百余万平方米。 以此为标志，城镇居民住房从1984年前的无偿分配、低租金制度，过渡到以实物分房为主和鼓励、扶持个人自置住房的双轨政策，一直持续到1998年彻底取消实物分房。 住房改革激发商品房意识 1992年房改全面推开，如今27年过去了。 余杏芳介绍，1992年出台的首轮房改方案，对现有公房、新增住房进行改革，并实行住房保障和综合配套。 “公有住房租金调整，波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余杏芳回忆说，当时第一轮将公有住房租金标准调整到平均每平方米使用面积每月0.32元，到第三轮调整到1.42元。与此同时，职工的工资也涨了几个百分点，租房补贴随之提高。“多住房、多花钱”的价值规律开始显现。“正是这几毛钱几元钱的租金上涨，激发了市民住房靠自己、住好房要多掏钱的住房消费意识，为向商品房时代过渡打下了基础。” 首轮房改方案出台以后，公有住房调租和公有住房出售政策同时推行。余杏芳介绍，这对数十万公有住房住户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事情。许多人手握计算器，一边计算住房租金，一边计算购房价格。经过比较权衡，四处打听观看，最后认定“迟买房不如早买房”。 以破除福利制、低租金为起点的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切断了实物分房的后路，自居其力的观念被数十万职工所接受，并由之影响了数百万人口的城市。住房观念及其消费形态的嬗变，使房产市场重新涅槃。 “没有住房制度改革，就没有武汉市今天的城市面貌；没有住房制度改革，就没有武汉市今天的房地产市场；没有住房制度改革，就没有武汉市民今天的居住环境。” 房改27年居民获得感满满 “没有房改，就没有武汉市民今天的居住环境。” 今年73岁的退休职工秦孟对此感触颇深。如今，他和老伴住在位于硚口区武胜路的住房，建筑面积将近100平方米，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是一个“宽敞自在”。 回忆旧时一家5口住的团结户，秦孟感慨不已：“不是改革开放，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住房条件。” 秦孟退休前是硚口某单位干部。35年前，他一家5口住在硚口区幸福一村。“三个小孩，他们还小的时候好说，几个人挤着睡一张床。大了以后，总是为这个问题头疼。”老人说，那时条件差，住的是承租房，面积约50平方米，一家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换个新房。 秦孟回忆，上世纪80年代，单位建了30多套住房。虽然与其他同事一样，也很希望分到房，可他是干部，只好把机会让给了更困难的同事。眼看着儿女们就要谈婚论嫁，他心里干着急。 “1985年，新出台的政策鼓励单位分房。儿女们先后从单位里分到住房，搬出去住了。”秦孟介绍。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商品化、市场化住房制度的初步建立，秦孟的邻居们不少人自己掏钱买房搬走。 上世纪90年代末，秦孟家被划入拆迁范围，开发商原地还建，他低价购买了现在的一套两居室。 1999年，秦孟和老伴如愿搬进新家。一晃20年过去了，他俩在两室一厅里住得舒舒服服。而子女们则通过卖小买大，陆续住上了更加宽敞、环境更好、教育资源更丰富的现代小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