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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编者按 中国古代的政权交替频繁，有很多城市都做过中国的国都。比如，武汉西面的成都，北面的洛阳、开封，东面的南京、杭州。而武汉三镇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虽然位于长江的水路交通枢纽、号称九省通衢，也逐渐成长为中原地区的经济商贸重镇，但为什么少有成为国都的经历呢？ 古武昌（今鄂州）曾短暂做过东吴的都城，但其都城地位随即被南京取代。民国时，三镇合并大武汉后，曾先后三次成为临时首都。武昌首义、孙中山提议……可大武汉总是留下了一次次遗憾，那么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武汉成为国都呢，是地势、运势还是时势？ 壹 从“云梦大泽”到“东方威尼斯” 距今10000-2000年前，长江出三峡、汉江出丹江口后，在汉江平原一带奔涌交汇。当时的汉江平原，地势低洼，是一片沼泽湿地，被称为“云梦大泽”。云梦泽南连长江、北通汉水，大泽若干，总面积两万多平方公里，是长江中游地带江、河、湖完全沟通融汇的水域场所。 每年汛期，整个云梦泽江湖部分、洪水漫流。洪水退去后的洲滩土沃草丰，人们在此围垦、修防，汉阳、武昌的雏形在此基础上慢慢形成。 在1465年-1487年，汉水发生了一次改道。此后，它开始沿着一条与今无差的路线前进，汉阳与汉口由此被清晰划分出来，从而为今天武汉的三镇形成奠定了基础。 大水后的几十年间，汉口的居民——盐商们从便利的交通发现了商机，万历年间开始，两淮的盐商至湖广的远销，至汉口为止。淮盐之后是漕粮，一个繁荣的商业城镇就此诞生。
三镇之中，地势最低的是汉口。汉口的街市沿长江而建，前面是码头港口，后面是湖泊洼地。袁工堤的修建，使洼地逐渐被街市取代。此后，汉口迅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跃升为明代“四大米镇”之一，商贸地位远超武昌、汉阳。 清同治年间，汉口经过200多年发展，已成为“商贾云集、帆樯林立、不分昼夜”的贸易重镇。1905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先后在汉口、武昌修建了三座堤坝。此时的武汉，才真正从贸易小镇迈向了“东方威尼斯”的大都会之路。
贰 九省通衢 “九省通衢”，如今，它是湖北武汉的别称。但“九省通衢”一词，最初指的并非武汉，而是山东滕州。明朝《滕县志》中就记录有“滕九省通衢”的说法。另外，江苏镇江也有“九省通衢”的美誉。 只要提及湖北武汉，似乎就不能避开“九省通衢”。关于武汉“九省通衢”的最早记录，则是清朝乾隆皇帝借用形容的。并非实指九省，而是说武汉之于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交通优势。 古代，从武汉循长江水道行进，可西上巴蜀，东下吴越，向北溯汉水而至豫陕，经洞庭湖南达湘桂。近现代以来，武汉更是中国内河的重要港口，是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我国内河通往沿海、近洋最大的启运港和到达港。中国内陆最大的船舶生产基地。武汉航运交易所是继上海、重庆、广州后，成立的全国第四个航交所。
现在，武汉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它距离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等中国大城市都在1000公里 左右，是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维系四方的作用。独特的区位优势造就了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京广、京九、武九、汉丹4条铁路干线，以及京珠、沪蓉等6条国道在此交汇。 2014年7月1日，宜万铁路正式通行动车，沪汉蓉大通道全线驶上“快轨”。至此，以武汉为中心，以沪汉蓉与京广线交会的十字架为支撑，中国高铁稠密的“米”字网正式形成。这也意味着，借这次全国铁路大调图之际，武汉升级成为我国“高铁之心”。
叁 四次权宜之计——悲情的“首都经历” “武汉”一词，在明代《重修晴川阁记》中，即有出现。1898年，张之洞申请阳夏分治获准。而汉阳所属之夏口镇立县，是在1912年（民国元年）。 在民国之前，武汉三镇分别隔长江而立，也就没有一统成为国都的条件。其中，只有古武昌（今鄂州）曾经短暂做过东吴的都城，但其都城地位随即被南京取代。
清朝灭亡之后，孙中山开始考虑中国之后的发展。首先就是第一件大事——建都。早在1897年，孙中山就设想未来新中国的定都及大都城建设。他在与宫崎滔天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仆常持一都四京（五大镇）之说：武汉（都），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南京（广州），北京（顺天）。”孙中山的“一都四京”，实则是对当年中国大都城战略布局的一种深思熟虑。这“五大镇”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是中国“东南西北中”最具代表性的五大都市，在当年则更具有扼控中国东南西北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一都”即武汉，但为什么后来的实际首都设在了南京呢？ 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里说：“要把武汉建成纽约、伦敦之大，要建设成东方的芝加哥”。辛亥首义成功，中山先生称“武汉一呼，四方响应”。武汉一度成为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大武汉”与“大上海”交相辉映，成为中国历史上仅此两座曾被冠以“大”的都市。 辛亥革命以后，确立新的政治中心成为首要任务。一时就有武昌和上海之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各省纷纷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当时各省代表齐聚武昌，除贵州军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省代表一致主张在武昌设立临时中央政府，推举湖北军政府来代行中央政府职权。江浙方面则主张，将新的政治中心定在上海。 在此期间的近三个月时间里，武昌成为事实上的新政权首都。但是不久后袁世凯的军队已经逼近武昌，汉阳失守、武昌告急，而东边的江浙联军攻下南京，南京光复，于是各省代表在1911年12月4日决定将临时政府迁往南京。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到武汉。12月5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中央党部和政府停止在广州办公，各机关工作人员分批前往武汉，1927年2月21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办公。至此，武汉迎来了民国时期的第二次首都经历。 在广州国民政府停止办公到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办公此段期间，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临时领导机构，徐谦为联席会议主席。 武汉国民政府不设主席，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宋子文五人为常务委员。 武汉国民政府运作至"宁汉合流"。 不久后的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当日的建都宣言中说：“南京地位再党务上、政治上、军事上、地理上较武汉重要，定都以后，本政府所负领导国民革命与建设民国之责任越益重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组织“淞沪会战”失败，12月国都南京失陷，处于血雨腥风之中。国都被攻占，并没有迫使国民政府投降，1938年元月11日，国民政府机关均由南京迁至重庆，但实际上，军事及外交部门则驻武汉办公，武汉事实上是我国临时首都。同年7月在这里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10月25日武汉失守，重庆则正式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陪都。此后的重庆是中国政府指挥抗战的中心，同时也是二战同盟国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
从武汉历史上这四次短暂充当首都的情况来看，似乎每一次都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公元229年，东吴孙权选择在古武昌称帝，一是因为江东局势尚不稳定，二是慑于曹魏在江淮的军事压力，等条件成熟便迁回建业。民国时期武汉的三次临时首都经历也是一样。无论从时局还是运势来说，大武汉都在历史的动荡中留下了一次次遗憾。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从一个国家的定都要求来看，通常作为首都需要符合几个条件：地理位置、政治要求、军事要求等，也就是要易守难攻（最好四面都有天然屏障和人工关隘可以据守）；交通便利发达（特别是水路发达）；粮食储存充裕；商业贸易发达；能容纳大量人口流动。 武汉，这几项因素看似都符合，但最大的优势：水路枢纽的交通优势，也成了它最大的阻碍。在武汉的四周，重庆海拔259.1米，郑州海拔110.4米，南昌海拔46.7米， 甚至东边合肥的海拔也有29.8米，都比武汉23.3米的海拔高。这才让它成为了古今知名的水路交通集散地，这样的地理条件发展也是发展商业得天独厚的条件。 近代战争中，长江流域被外国列强沿江而上一路通关的例子不胜枚举。地势低，四通八达，荆州四战之地，易攻难守。作为国都的防御优势，也就被比下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