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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史》”曾多次在节目中提及，在今天的人们学习巴西柔术的时候，不要忘了它的源头——日本古柔术，以及柔术史上的重要转折人物，明朝人陈元赟。今天我们转载鬼丸老师的文章，从柔道与中国跤的相似说起，详细介绍陈元赟，这位少为人知的大明传奇人物。 柔道和中国跤很多技术很相似，两者各有所长，都是亚洲民族优秀的文化瑰宝。技术上两者都是有道服摔法，两者在投技的技术动作上基本是相同的，基本上中国跤有的技术，柔道都有对应的技术，比如背负投vs揣，牵别vs体落，内股vs勾子，大内刈vs大得合，这些技术都相似度达百分之九十。
中国传统跤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根据文字记载和传说，早在四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就有了摔跤活动。宋代的摔跤活动有多种形式，如朝廷把摔跤作为皇宫中的比赛表演项目，并设有专门的相扑组织，称为“内等子”。
到了明代，摔跤不仅在民间普遍流行，而且出现了专门研究摔跤技术的机构。明朝万历年间曾出版《万法宝全》一书，书中绘有摔跤图样，内容颇为详尽。当时的统治者把摔跤列入“六御”之内，作为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
清代，由于汉民族的摔跤技术中渗进了大量北方少数民族的摔跤技术，致使摔跤运动再次振兴。 清朝各代皇帝都大力提倡摔跤，专门在领侍卫府设立了“相扑营”(后改为善扑营)。
以下视频是李宝如讲解柔道的大外刈和中国跤的脑切子，两者看上去很相似，但在技术要领上还是有区别的。
大外刈是一手抓衣袖一手抓胸襟或夹臂、夹颈，脑切子是一手抓衣袖，一臂把对方的头紧夹在胸前，大外刈则不强调。大外刈有点像割麦子，脑切子有点像切菜。
柔道的得分根据摔的不同程度分为有效、技有、一本，在规则上柔道强调一本，而且有固技和寝技，所以柔道有大量主动倒地技术，而中国跤要求摔倒对方时本方要站立（符合战场上倒地死原则），这样对站立技术和自身平衡的要求会更高。我认为两者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原因在于古代的战争规模。小规模战争因为士兵密度稀疏，倒地时间短还可以马上起来，这就产生了柔道的舍身技和地面技。但是古代中国都是大规模冷兵器战争，一旦摔倒就被后排的自己人踩死或者乱军踩踏。
这也导致了中国和日本对摔跤的两种规则侧重不同。 所以中国跤的脑切子摔倒对方时候自己还要保持站立，可是柔道的大外刈可以在摔对方的同时自己也一起砸下去，会对对手造成非常严重的砸伤，因此比中国跤狠毒凶悍。
柔道起源于日本古柔术，嘉纳在创立柔道时融合了天神真扬流和起倒流柔术。天神真扬流主要是寝技，而起倒流是站起和倒下之意。起为阳形，倒为阴形，以阳可胜，以阴亦能胜，以弱胜强，以柔克刚。所以起倒流柔术是现代柔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柔道的投技、乱取（自由对练）都是以起倒流为基础的。 日本在古代没有空手道，而武士练的徒手技术是以柔术为主。在柔术的流派中， 据记载最早的流派是天文元年（1532年）六月创始的竹内流派；接着在丰臣末期（约1590年）兴起了荒木流派；德川家光时代（1623年）以后，又出现了梦想流派、制刚流派、吉同流派、直心流派、良移心当流派、天神真扬流派、起倒流派、涉川流派等。
虽然日本自古即有古柔术，但是因为百姓不能习武只有武士阶层才能习武，所以日本的古柔术还是建立在武器基础之上的。
柔道的投技主要组成部分就是起倒流，本身是一门古武道，包括武器和徒手。 起倒流是现代柔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柔术是由流祖茨木専斋俊房于江戸时代初期创立的，极其重视修心。要求不管对方来势如何凶猛，仍要保持必胜的信心，若惧怕对方则倒，若从容面对则起。其精华在于，随机应变，配合对方来势，自由对练及示范并重。主要技法为巴投、投技、摔技、扫脚等。
而说到起倒流就不得不说陈元赟，因为他是决定了有武器柔术向无武器柔术转折的关键人物。
在日本十七世纪古籍《拳法秘书》中说：“今世所谓之柔术也，于《武备志》中称为手搏，在日本开始有此事，是近世有陈元贇者。”将来自明朝的陈元贇奉为柔术的创始者。
陈元赟（1587-1671年）， 原名珦〔xiang向〕，字羲都，一字士升，别号与笔名有芝山、虎魄道人、瀛壶逸史、菊秀轩、既白山人等，浙江余杭人。 陈元赟幼年聪敏好学，通经史，多才艺，然而应科举却屡试不弟。但他通晓武术、书法、绘画、诗词、建筑、医术、制陶技术，为文武兼备之才。陈18岁时，应县学考试落榜，以后就再也不参加科举考试。离开家乡，外出游学，浪迹各地，学到了多种技艺及日语，又善书法，师宗赵孟頫。27岁入河南嵩山少林寺，学习武术和制陶术，善于少林五拳，摔跤之法。过了一年多时间，他就离开少林寺，继续过着飘零的游学生涯。对这段时间的生活，后来他在给弟子穗积元庵的诗中说自己当时是“自愧飘蓬无定迹”。
明王朝建立后,中日不断派使者往还。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画家、医生、学者、僧侣也开始不断往来，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1619年，陈元赟33岁时随中国赴日贸易商船到日本长崎，因患痢疾留下疗养，自学日语，并以教授书法谋生。 他在后来写的《荻津长门国志序》里就说自己是“渡瀛海，涉鲸波，入扶桑之故墟”。 1621年明朝钦差浙直地方总兵官单凤翔赴日本交涉倭寇事至长崎，曾临时特邀陈元赟参与交涉工作，同到京都，历时三个月。从而结识了当时的日本汉学家林道春、户田花屋等人，经常诗酒唱和，名噪一时。事后被长门藩主毛利辉元聘为幕宾，编成了汉文的《长门国志》，原稿现存山口县。 在武术上，先在名古屋做尾张藩主德川义直的门客。那个年代明人是不敢去江户的，因为江户遍地都是武士。
1625年陈元赟到江户(今东京)传授拳法。于日宽文三年(1626年) 他寄居江户城南虎岳山西久保国昌寺。在那里，他创编并向日本浪人收徒授拳法“大明擒人之术”。大明擒人术是建立在不用武器基础上的擒拿技术。由大明擒人之术衍生的柔术，其取名最可能来自东亚著名的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兵书《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中，强调要“活著（捉）朝天，而其柔也”。“活捉”就星擒之意，“朝天”就是摔跌之意，“柔”就紧柔制刚之意也。
这在日本《国史大辞典》《吾国随笔》《凌雨漫录》的《柔术之始》中，以及原念斋的《先哲丛谈》、信田恕轩的《依田学海》、丸山三造的《日本柔道史》、下川潮的《陈元赟和柔道的始祖》中均有记载。
根据日本佚名作者的《拳法秘书》中，提到“近世有陈元斌”，史料证实应是德川家光时期（宽永三年五月入谒家光），而提到“今世所谓柔术”，则是德川家纲时期。著书的年月可能在陈元赟的《老子经通考》成书（1670）之后和日本哲学大师贝原益轩的《和事始》（1683）引用《拳法秘书》之前，推断似在十七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大约早于清代乾隆年间王宗岳的《太极拳论》一个世纪。
《拳法秘书》的“拳道”系统理论，在当时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武文化中，亦是位列前茅的。即使在清代早期，拳法的文字理论化，亦要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
国昌寺也长期成为柔术之中心。陈元赟提倡老庄道家思想，而柔道标榜以柔克刚，以虚静调息为术，其思想来源实出于道家。
在该寺文书旧记录中，记载了陈元斌当时传授柔术的经过。后国昌寺遭火灭，很多文稿手迹均被焚，劫后留存有关柔术旧记录。《拳法秘书》记载将元斌拳法同道家哲学结合，使其系统理论化，从而构成独特而鲜明的“拳道”思想体系（阴柔之气）之道家拳法。这在具有传统“禅儒”思想“禅武”天下（阳刚之气）的江户时代，是划时代的革命理论。
陈元赟到江户后曾谒见江户幕府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会晤仙台藩主伊达政宗。1634年，他在江户见到尾张藩主德川义直，并与儒官武野安斋等名士共赏樱花，吟诗唱和。1638年受聘为尾张藩儒官前往名古屋。在那里，他结识了日本汉诗人、日莲宗僧人元政，虽然元赟比元政年长36岁，但是两人成为了忘年之交。元政也爱好袁宏道的诗文，互相仿作唱酬。陈元赟娶日本女子为妻，生子取名富士松，当他赴京都时，便委托元政教育其子。后又与元政共读京都大藏书家吉田玄顺的秘籍。1663年，元赟与元政两人合著的《元元唱和集》刊行，其内容有五言、七言绝句、律诗与词、赋、散文等，这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是中日诗人友谊的见证。
陈元赟为人胸襟开阔，他推崇老庄道家思想，然而并不排斥佛儒，与同时代旅居日本的中国大儒朱舜水、高僧隐元、名医张振甫等都有交往。他在1670年84岁时完成了《老子通考》一书，在日本训点刻板刊行。他在序中盛赞老子的书“明乾坤之微妙”、“尽万境之事”。1671年陈元赟以85岁高龄在名古屋去世。葬于名古屋德兴山建中寺，碑上题为“大明国武林既白山人广学陈元赟宽文十一年六月九日殁”。元赟虽以明朝遗民自居，但他东渡日本尚在明朝万历四十七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刚刚勃兴，与朱舜水在清军入关后为抗清复明流亡日本不太一样。他去游海外，更多是受道家思想影响，为逃避国内现实的俗污社会。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写的： “园林几树尽蒸霞，仿佛秦人避世家。 我不避秦惟避俗，山居不问水流花。”
此外在制陶、饮食、建筑、医药等领域，陈元赟也均有贡献。如名古屋有一种茶食叫“板元赟”，相传是他创作的。直到江户末年，尾阳点心店还用他的画像作广告。他还精于茶道和医道，曾为板板卜斋所著《针灸聚英》一书写过跋文。在建筑方面，曾参与设计名古屋应梦山定光寺的德川义直墓庙。 陈元赟在日传拳授艺的门徒中，以矶贝茨郎、三蒲义辰、福野正胜等学习最为刻苦勤奋，以后三人各形成流派，使得他们三人成为日本中古柔术之祖，在日本各地传授，影响很大。
三浦义辰创立三浦流柔术。 矶贝次郎创立矶贝流柔术。 福野正胜创立福野流（良移心当流）柔术。福野正胜传寺田平左卫门，寺田平创立“起倒流”，逐渐形成了他们称之谓的“起倒流柔术”。所以日本人至今仍称陈元赞为“起倒流柔术”之始祖。 这后来也使柔道传遍日本，陈元赟被日本人奉为柔道鼻祖被尊为日本柔术之父。东京爱宕山有“起倒流”门人于1779年立有“起倒流拳法碑”，碑文上有“拳法之有传也，自投化人陈元赟而始。”日本起倒流和古武道研究会在东京立碑：“拳法之有传也，自投入明人陈元赟而起。”
陈元赟还在日本广泛行医，传播丹溪学说，颇受日本人的欢迎和钦佩，被日本学术界誉为“介绍中国文化之功劳者”。他对日本的医学产生的重要影响。
据日本讲道馆学员、柔道九段山下义韶在《讲道馆之演革》中说：嘉纳治五郎以本人所习之“天神真扬流”、“起倒流”，集合各家之长，创为日本现行的柔道。 据日本安永年间(1772一1780年)所立的东京爱岩山起倒流拳法碑记载：“拳法自有传也，自投化明人陈元赟而起”。日本掌秘一书亦称：“福野等三人，从陈元赟学得其术，是即起倒流。” 日本起倒流和古武道研究会在东京立碑，碑文有“拳法之有传也。自投化明人陈元赟而起”。 中国台湾省学者，东海大学教授粱容在《陈元赟评传》中说：“元赞寓居国正(昌)寺时，福野等三人寓同寺。元赞授予之武术，三人苦心研究，遂通蕴奥，遍传各地，屡有改进，渐与日本之固有柔术相结合，形成新的流派。”
原善《先哲丛谈、陈元赍传》称“此邦拳法，以元赘为开祖矣。”中国台湾省学者，东海大学教授粱容在《陈元赟评传》中说：“元赞寓居国正(昌）寺时，福野等三人寓同寺。三人之苦心研究，遂通蕴奥，遍传各地，屡有改进，渐与日本之固有柔术相结合，形成新的流派。”赞氏还考证确认，日本的“当身”、“活杀”之术皆为元赟所传。
原念斋在《先哲丛谈》中说：元赟善拳法，当时世未有此技，元赟创传之。故此邦拳法以元赟为开祖矣。正保中，于江户城南西久保国正寺教徒。尽其道者，为福野七郎左卫门，三浦与次郎右卫门，矶贝次郎左卫门。 日本典籍中信夫恕轩说：“我邦昔时未有拳法，归化人陈元赟善此技，传之邦人，故此技以元赟为鼻祖。”日籍《凌雨漫录》在《柔术之始》一章中说：“正保年间，陈元赟于西久保国正寺以此(柔术)教传之”。日本《国史大辞典》于“陈元赟”条目下说：“明归化人陈元赟于正保年间来江户授徒，有福野七郎右卫门，三浦与次右卫门，矶贝次左卫门从其学，尽穷其技”。丸山三造在所著《日本柔道史》(大东出版社昭和十七年版)中说：“日本之有拳法，是近世陈元赟来中国（日本的“中国”地区）定居后传三人(福野，三浦，矶贝)之后”。在日本爱宕山现还树立一块残碑《爱宕山拳法碑》，镌刻着：“拳法之有传也，自投化人陈元赟而始”文字，上述均肯定陈元赟的创始地位。
中国学者也有如日学者记其地位者。如清人陈家麟在所著《东槎闻见录》中说，陈元赟“兼善拳法，日本拳技，闻自元赞始”。
近年来中国学者无谷在《武技要籍探微》中也持同一观点。说陈元赟“大概于1638年间东渡日本，寓居江户西久保区国正寺。曾收三浦义辰，福野正胜及矶贝次郎左卫门等为徒，传授少林擒拿跌扑之法。明亡，陈元赟欷戏惆怅，怀思故国，孤身飘零，客死异地，遗下不少著作，这在日本《本朝武生小传》、《武术系谱略》和《武术流祖录》等，都有记载。”
伊藤四男的《柔道教书·柔道的历史》，在《支那传来说》中也介绍了陈元赟授拳的事迹。
日人下川潮在所著《陈元赟与柔道始祖》中说：“据敛心派之秘笈，中国(日本)所谓当身之术，即‘由大明人陈元赟始传日本之杀活之法，原乃医道之秘事也’。若就敛心派起倒派，扬心派和其他各派多数杀活法秘笈研究，则有三种差别很大的图解，但无论什么人的发式，衣服等装束全是支那人的服式，毫无疑问，此派是从支那传入。而且，研究一下各派采用此杀活法的时代，就可以知道是元赟入朝以后的事。所以，对此加以综合考虑，敛心派秘笈里的杀活法由大明人陈元赟始传的记载，恐怕是事实。” 下川潮提到的拳术中的“杀活”、“当身”，按系明衙役巡捕手搏足击之擒捕术，即以拳肘或足尖击对方之要害部位，使之一时处于昏蹶状态中。据日籍《吾园随笔》中说：“元赟语之曰，中国有捕人术，吾未学之，然识其大势，三士(福野，三浦，矶贝)问之，得其概略，更加新意，以创此术。”可见，起倒流中有吸取中国衙役捕人术。
最早将少林拳术介绍到日本的是日僧大智和邵元。早在中国元朝泰定元年(1324)，游学到少林寺的大智，在少林寺苦行修练12年。而后又有邵元禅师从明洪武十二年(1379)起，久居少林寺，还曾任过首座僧。他们都学过少林拳法和棍术，返回日本后，把所学到的拳法传授给弟子，积久日本而有了自己的拳法。他们都早于陈元赟300余年。
中国当代学者梁容若承认在陈元赟东渡前后，日本宽永年间，以关口柔心(1598—1670)为代表，已有柔术名于国内，并形成“关口派”拳法。陈元赟则是揉合明衙役捕人术、少林拳法和日本固有拳法，改进而为后来之起倒流，以传授福野，三浦，矶贝等三人，而后才遍传全日本。 持此一看法的中国还有周西宽先生。他指出陈元赟传授拳法给福野等三人之后，“日本人民在辗转相传的过程中，对中国拳法加以变通损益。” 陈元斌不管客观条件如何困难，其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之心始终不变。他虽终无回国之行，但其爱国爱乡之坚定信念始终不变。陈元赟一生，近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日本度过，一些日本人包括有些学者，就把他视作“归化”民或“投化”人，但陈氏始终不承认自己已“归化”。他在许多题款中自署“大明武林”或“大明虎林”人，这武林、虎林都是杭州的别称，而明朝时余杭为杭州府属县。总之，他不论和日本交流了多少中国文化，传播了多少中国文明，讲和写多用日语，但是他自始至终不变气节，不失国格，只说自己是中国人。他定居东瀛后，先后居住过长崎、江户、名古屋等地，与当时社会各行业、各阶层多有交往。结交的上至藩主、僧侣、文士，下至佣工、普通市民乃至浪人。有不少各界人士拜他为师，或向他学习书法、或向他学诗习武、或向他学习各种工艺，影响很大，而且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学派，有人称这个学派为“芝山学派”。在日本许多人是很敬仰他的，替他编辑遗书，对他撰文纪念，甚至为他树碑立传。
在日本，陈元赟一住就是52年。清康熙十年（1671）卒于名古屋，享年85岁。他的遗体被礼葬在名古屋尾张藩专祀德川氏先祖的德兴山建中寺，碑上题为“大明国武林既白山人广学陈元赟 宽文十一年六月九日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