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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两江四岸大武汉。（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梅涛 摄） ———————— 编者按 ————————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纪元。改革的春风，使荆楚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栉风沐雨40年，全省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引领下，勇立潮头，锐意改革，大胆创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今起，本报“庆祝改革开放40年·行进荆楚”大型系列报道走进市州，从武汉出发，聆听改革开放的荆楚回响，敬请关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一个东方大国“春天的故事”。 随着改革开放由沿海向内地分层推进，国家生产力布局重点东移。 地处中部，全国重要工业基地的武汉，如何勇立潮头，开拓进取？ 1979年，汉正街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铁壁上凿出一眼“亮光”：103名个体商贩首次领取工商执照，大胆摆摊。 如果说这次突破禁区，为全国个体经营户冲出了一条生路，而“两通”战略，则撼动自守了30年的武汉“堡垒”，敞开三镇大门。 1983年，著名经济学家、武汉大学教授李崇淮，提出“两通起飞”构想。他建议，武汉应以流通、交通为突破，内联华中，外通海洋，打造商业、金融、旅游、科技、贸易等多功能经济中心。 这份战略构想，引起武汉市乃至国务院高度重视。 1984年，武汉被中央批准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省会城市，形同“内地特区”。 武汉迈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一步——以工业为主体，“两通”为翼，敞开大门，开放市场。 自此，一段波澜壮阔的武汉改革开放史，伴随着无数人的命运起伏，在40年的时代洪流中，跌宕向前。 “投机倒把”到合法摆摊，郑举选等103名个体户的命运变了 ——上世纪70年代末，“天下第一街”冲破中国民营经济樊篱 历史，总是给人们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 时针回拨至上世纪60年代初，汉正街旌德小巷43号。 因患“天花”双目致残、视力微弱的郑举选，为了谋生，铤而走险摆摊。像章、五角星、家具上的合页……“麻瞎”郑举选的小摊生意不错。 那时尚无“个体户”一说，郑举选属于“小摊小贩”。1966年，小摊小贩就被扣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帽子。 上世纪70年代的汉正街，小商贩不少，多是经营针线、扣子等小商品，偷偷摸摸。 “那个年代，做生意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郑举选回忆，当时武汉有一个“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简称“打办”。他们每天上街清理小摊贩，抓住就收货罚款。 从1966年到1978年的10多年间，郑举选已记不清货物被没收多少次。他只记得，自己一见穿制服的人，第一反应就是往厕所里躲。 即便如此，他依然没能躲过1978年初那场牢狱之灾。 1978年1月18日，郑举选的家和亲戚家同时被抄。抄出库存货物价值几万元。郑举选因此被送进监狱。 当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是这次会议，给无数“郑举选”带来重生。 关了一年多后，郑举选被释放。但除了自由，他更渴望的，还有经济政策的松绑。 1979年，汉正街恢复小商品批发市场。武汉市工商局向首批103名汉正街个体户，发放个体工商户执照，郑举选是其中之一。 这一标志性事件，意味着中国民营经济大门，从此打开。 1984年实施“两通起飞”战略后，武汉流通业迅猛发展。次年，汉正街个体户达到1542户，年销售额突破5亿元，比1984年增长48%。 得益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武汉当时六城区商业零售、饮食、服务、修理网点发展到3万多个，从业人员超过20万人。 对外开放，把自己企业搞垮了怎么办？“垮了活该。” ——上世纪80年代，“洋厂长”定格中国对外开放武汉时刻 1984年6月，时任武汉市市长吴官正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真诚向国内外宣布：“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一律欢迎来武汉做生意。” 三镇一口气拿出24万平方米土地，供国内外客商开发、投资。 谁曾想，城门还没打开，城内已风雨满巷。 广州想来武汉展销轻纺产品，有关部门直接向市领导表示“坚决反对”，理由是武汉轻纺产品竞争不过广州。“敞开三镇大门，岂不是引狼入室？”“企业在家门口竞争，万一真垮了怎么办？”“垮了活该。”时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群和吴官正口径一致，回答得干脆利落。 1985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把城门打开，让外地商品冲击自己的市场，让自己的企业在市场上参与竞争，经风雨，见世面。制定这一决策，对‘重镇历来讲守’的江城来说，的确是要有胆略的。” 事实上，在经历短暂的不知所措后，武汉企业就像鸭子走旱路，东张西望，但很快找到了水源。狭隘的眼界被打开，市场化转型大潮随之而来。 敞开大门后的三镇，千帆进江，万商云集，百货竞流，各业争雄。 但纵观整个80年代，武汉对外开放在全国影响最大的事件，是引进了中国国企第一位“洋厂长”。 1984年11月，武汉市政府聘请德国退休专家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 走马上任后，格里希开始大刀阔斧改革。 格里希改革给武柴带来了新气象。1986年，武柴生产的机器开始向东南亚7个国家出口，年出口量5000台，创汇超过百万美元。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陈文科认为，当时的武汉，敢于破除一切不利于改革和开放的旧思维、旧框框，“洋厂长不能领导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陈规戒律就是其中之一。这为一个大城乃至国家的破旧立新、对外开放，打响了至关重要的一枪。 随后几十年间，大武汉的开放步伐越来越快，1991年5月，武汉开发区破土兴建，“中国车都”梦想由此起航；家乐福、麦德龙、沃尔玛、宜家、永旺等大批外资商业巨头，相继入汉“跑马圈地”；长飞、烽火、人福、联想等一批又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和“武汉造”，从武汉飞向全球。 2017年4月1日，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挂牌，一个内陆对外开放新高地呼之欲出。 巴黎、旧金山、洛杉矶、悉尼、圣彼得堡、伦敦……一条条国际和地区航线，牵起武汉和世界的“空中走廊”。点滴变迁里，武汉的国际呼吸，换了时光。 商场改造贷不到人民币，毛冬声就贷美金，装修队伍直接从香港请 ——上世纪90年代，“商业第一股”写下中国国企改革传奇 1982年，毛冬声临危受命，出任武汉商场总经理。 叱咤商界30余年，毛冬声在改革创新上的胆识之勇，步伐之快，出手之狠，名扬全国。 接手7400平方米老武汉商场时，改造贷不到人民币，毛冬声就贷美金。装修队伍直接从香港请，令同行瞠目结舌。 4年后，在中国新一轮国企改革浪潮中，他操刀武商在全国同行业中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造，先后兼并长江板箱厂、武汉商业电影院，将商场面积扩大至2万平方米，实现规模化经营。 9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重点转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0年，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在深圳开张。 麦当劳的到来，不仅仅让中国“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有了更多消费选择，更释放出一个经济信号：商业，残酷的市场竞争，大幕已开。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这一年，毛冬声作出了他商业生涯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上市。 1992年11月20日，“鄂武商”在深交所挂牌，成为中国商业异地上市第一股，写下“武商资本论”传奇。 武商上市后，汉商、中百、中商相继上市。一个城市同时拥有4家本土商业上市公司，在全国也不多见。 从工程师赚外快判“投机倒把”罪，到成果转化收益“三七开” ——2000年以来，“中国光谷”勇挑国家改革创新试验田重任 1982年，武汉东湖。一起“技术投机倒把案”轰动全国。 武汉国营181厂韩庆生等4名工程师被关进监狱，原因是他们利用业余时间，为一家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图纸，编写了2万多字的《产品技术说明》，每人获得600元报酬。 企业救活了，工程师却坐了牢。 韩庆生所在的181厂，就坐落在今天的武汉东湖高新区内。 当年，这里云集着武汉70%的科技人员，但受体制束缚，英雄难有用武之地。而与这种情况类似的，全国还有很多地方。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武汉地区高校和科研院所大批知识分子，再也坐不住了。 他们纷纷“下海”，创办或参与创办民营高科技企业。东湖开发区一时风云际会，儒商云集。 时年54岁的武汉大学教授张廷璧，参与谢圣明等人创办的红桃K集团，并以技术和智力入股。到2000年，个人资产达1.3亿元，成为全国“科学家首富”。 2001年，东湖开发区建立首个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中国光谷”诞生。 “骑着自行车来，开着小车离开”的科技创富神话，开始每天上演。此时距离韩庆生因一张图纸而坐牢，已沧海桑田20年。 2012年，武汉出台“黄金十条”，在全国率先提出高校成果转化收益“三七开”，即个人和团队得70%，并允许教师离岗创业、大学生休学创业。 石破天惊的十条新政，不仅突破了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处置权的限制，更突破了对科研成果“国有产权”的禁锢，让成果从文件柜走向市场货柜。 次年，华中科技大学职务发明专利“显微光学切片断层成像系统”（简称MOST），在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出让，被武汉沃亿生物有限公司以1000万元买断。 这项改革探索，最终自下而上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改。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道路，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换，是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的，只能是大而不强。 近年来，武汉市各领域改革蹄疾步稳、亮点纷呈。2017年，武汉在全国率先启动审批服务“三办”改革。“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的放管服改革，获国家层面点赞。 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向世界再次发出“中国最强音”：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汉水横冲，李崇淮、格里希、毛冬声等的身影远去，但40年间，武汉几代人破旧立新的改革“长征”，却从未止步，一往无前。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一律欢迎来武汉做生意”的邀请，仍在耳畔，那么清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李墨 |
